实体经济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压舱石”，是应对不确定性、赢得发展主动权的“定盘星”。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是在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历史阶段与全球秩序重塑时代特征下作出的一个具有统领性的根本判断。
它深刻回应了大国竞争的关键所在——实体经济基础和能级。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范式到当代全球价值链竞争的现实观察，一个大国的综合国力与战略韧性归根结底取决于其物质生产与技术创新的真实能力。无论是19世纪英国的工业霸权，还是20世纪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均以强大的实体产业体系特别是先进的制造业为基础。
进入21世纪，大国博弈的焦点从单纯的军事对峙、领土扩张日益转向以科技领先、产业控制、供应链安全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这种竞争直接表现为对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争夺、对关键核心技术的主导以及对未来产业标准和生态体系的塑造。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正是基于对大国竞争本质的深刻洞察，体现了以夯实产业根基来赢得长远战略主动的前瞻远见与坚定决心。
它体现了对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深刻遵循，蕴含防止经济“脱实向虚”、避免结构性失衡的深远考量。
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因其强大的技术外溢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就业承载效应，构成国民经济系统的核心骨架，是技术进步物化的主要载体，是全社会生产率持续提升的根本源泉。历史经验与经济学研究均表明，一个经济体要实现持续繁荣与产业升级，关键在于培育并保持那些凝聚复杂知识、具备尖端制造能力的生产部门。这些部门不仅直接创造高附加值产品，更通过紧密的供应链网络，将技术创新、先进技能和稳定收入扩散至经济领域各个角落，进而夯实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的物质基础。
实体产业的先进程度与体系完备性，不仅直接决定一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与附加值获取能力，更构成其抵御内外风险、保障发展安全、支撑长期增长潜力的根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正是为了确保资源配置聚焦于创造真实价值的社会再生产领域，引导金融体系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从根本上维护宏观经济结构的均衡与健康。
它精准把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交汇的历史性机遇。
当前，前沿科技与实体产业的深度融合，不仅催生新的产业范式，更深刻重构全球价值链布局与治理结构。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规模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具备应对变局的雄厚基础。然而，“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的问题依然存在，部分关键基础环节仍有待突破，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需进一步提升。加之全球经济格局调整与保护主义抬头，使维护产业体系开放性与安全性显得更为紧迫。
新形势下，有必要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与前沿科技创新优势更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推进“数实融合”、加快“智能绿色”转型，进一步将技术突破的“势能”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能”，将科技优势稳固转化为产业优势与竞争优势。
从系统科学视角看，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高度复杂、动态演进的自适应巨系统。
在这一系统中，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发挥双重核心功能：既是整个系统赖以构成的物质承载主体，又是驱动价值循环的核心运转枢纽。
一方面作为“骨架”，实体经济界定经济系统的基本结构、规模与能力边界。它通过物质生产和转化过程，将各类要素转化为社会所需的产品与服务，从而为金融、研发、物流等现代服务业提供赖以运行的物理对象和价值基础。实体经济的规模、技术与结构水平，直接决定整个经济系统的体能上限与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作为“循环泵”，实体经济是推动经济增长与升级的核心动力源。它通过研发创新、设备投资、薪资支付和产业链协作，持续生成社会再生产中最关键的价值流与物质流，为货币循环、收入分配与资本流动提供根本动力。
从发展的、联系的视角看，实体经济的“根基”作用还在于它为各类产业的孕育、成长与升级提供沃土。
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在实践中并非两条互不相干的道路，而是在实体经济这一丰厚基础之上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共生演进过程。
传统产业绝非“夕阳产业”。它们经过长期发展，积累了庞大的生产网络、熟练的产业工人、成熟的管理经验和丰富的市场渠道。这些积累是宝贵的“家底”，构成产业体系的基本盘。所谓“老树发新枝”，正是依托这一深厚基础，通过引入新技术、新理念、新模式（如数字化、绿色化改造），实现动能转换与价值提升。
新兴产业也绝非凭空生长。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商业航天等未来产业，其技术突破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离不开传统制造环节的支撑。它们需要传统产业提供工艺装备、生产试制、测试验证和量产能力，需要既懂技术又懂产业的复合型工程师，需要成熟的供应链来实现关键零部件供应。
在一个包容而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中，传统产业为创新提供场景、载体和市场，新兴产业为升级注入技术、模式和动力。二者共享基础设施、人才、资本与数据，相互激发，协同演进。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